上海的江宁路
□ 陈德民
由上海市原市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上海大学教授徐匡迪题名的“江宁路桥”
上海与江苏渊源深厚。从前，上海曾是江苏的一个县。如今，上海有很多路道都是以江苏地名命名的，南京路世人皆知，而以老南京“江宁”府命名的江宁路却为外地人鲜知。从静安寺一带拐进来，走上不过百十步，那都市的鼎沸便像潮水般渐渐地退远了。这便是我所见的江宁路了。它不像一条张扬的大动脉，倒像是城市肌体里一处沉静的毛细血管，安分地，甚至有些腼腆地，流淌着自己的光阴。
1899年，清政府被迫将现在的江宁路区域划给公共租界。次年，公共租界工部局修筑戈登路，成为连接南京西路与苏州河的重要道路。1943年日占时期，戈登路更名为江宁路。江宁路现为上海市静安区与普陀区的界路，全长约2600米，沿途有美琪大戏院、玉佛寺等文化地标。
江宁路以“低调的华丽”，串联起美琪大戏院的艺术传奇与静安嘉禾中心的摩登气象。这里既有当年梅兰芳献艺舞台的鎏金岁月，又有国际芭蕾名家的足尖光影，石库门里的红色记忆与英式建筑中的百年时光在此交织。当新商业地标遇见老上海文化基因，历史沉淀与未来活力便上演着一场永不落幕的双向奔赴。
走在江宁路上，整条路是静静的，虽不时有车辆和行人经过，但没有鸣笛和喧哗。路两旁极具年代感的梧桐，枝干在空中交错，织成一张疏疏落落的网，将那过于明晃晃的秋阳筛成一片片斑驳游移的光影，洒在行人的肩上，洒在微湿的路面上。
沿街的房屋，少有那种崭新得逼人的玻璃幕墙，多是些褪了色的旧时容颜。间或有一两幢老式的公寓，阳台是敞开的，悬着些不甚鲜亮的衣裳，或者探出几盆半绿不绿的花草，懒洋洋地，像是在打盹。底下临街的，便是一家家小小的铺面。一间烟酒店里，玻璃柜台擦得倒是光亮，里面整齐地码着些香烟、零食，一位姓李的店主坐在店里，头也不抬，只听着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越剧唱腔，时光便仿佛凝在了那小小的方寸之间，清静而闲适。再过去，是一家点心铺子，午后时分，蒸笼歇着了，但那空气里，似乎还隐隐残留着晨间包子出笼时那股子混着肉馅与面粉味的暖洋洋的甜香。
这气息是活着的，是温软的，它牵引着我的思绪，不由得去想：这条路，在那些更久远的年月里，该是怎样一番光景呢？
我仿佛看见，几十年前，或许也有一个穿着丝绸布旗袍的女子，挟着书本，从这条路匆匆走过；又或许，有几个穿着粗布工装的男人，踩着脚踏车，铃声清脆地响过一路，奔向某个轰鸣的车间。那时的路，怕是要更窄些，两旁的树，也更要稚嫩些吧。那些早已消散在风里的脚步声、笑语声、叫卖声，如今都沉淀到哪里去了呢？它们似乎并未真正消失，只是化作了这路上一种无形的底色，一种温润的包浆，让每一个后来者走在上面，脚下都觉得不那么轻浮，不那么虚空。历史在这里，并非陈列于博物馆玻璃柜中的标本，而是化作了日常可以触摸的质地。
正沉吟着，前面传来一阵喧闹，是一个小小的菜市场。这里的生机，便一下子泼辣起来。水灵灵的青菜，红通通的番茄，活蹦乱跳的鱼虾，都在摊位上争抢着人们的目光。主妇们精挑细选，用软软的上海话与小贩讨价还价，那语调起伏，自成一种韵律。一个孩子扯着母亲的衣角，非要买那金黄的炸猪排，母亲嗔怪着，终究还是付了钱。这热闹是蓬蓬勃勃的，带着生活的底气，与方才那烟酒店的清寂，恰成了有趣的对照。上海的里弄风情，大约便是由这无数个清寂与热闹的片段密密地缝合起来的吧。
再往前走，景象又不同了。一些新潮的咖啡馆、文创小店，不知何时，已悄然嵌入了这些老旧的建筑里。明亮的落地窗后，坐着些妆容精致的年轻人，对着笔记本电脑，或低声谈笑。那咖啡的醇苦香气，与隔壁生煎馒头铺子飘出的油香混杂在一起，竟也不觉得十分冲突。这倒像是这城市的隐喻了：旧的骨架上，总要长出新的血肉；而新的潮流，也须得在这旧的土地里，才能扎下一点不一样的根来。
我站在江宁路的中段，回头望望来路，又向前看看去程。这条路，它什么也不说，只是静静地承载着这一切：过往与现今，清梦与烟火，逝去的与正在生长的。它自己，也便在这远去的时光中，成了一段绵长的活着的岁月。我慢慢地走，觉得自己也成了这路上一个淡淡的影子，融入这无言的上海光阴里了。
（作者系九三学社社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山文学院院长、《中华文化》杂志总编、《江苏广播电视报》文艺副刊主编、远东书局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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